上世纪六十年代共和国制定了建设西南大三线的战略决策。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大迁徙，随即秘密而神速地展开。上千万建设者告别东部城市，举家两行，在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开山平地，安营扎寨，筑起一座座新时代的屯堡。

　　斗转星移，岁月更迭。很多人已将此生与子孙献给了国家。这一时期的很多屯堡在20年内皆威了废墟，沉落在历史的洼地里。只有少数仍在呼吸，长成了一个年代的活化石。

　　许东峰、王小帅和吕克勤的父辈们垒砌的屯堡，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制造厂，便是这样一颗年代的活化石。

　　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一百多人的碎片式回忆，拼接成一个另一种面貌的更有烟火味的记忆史，显得陌生而又熟悉，但更有魅力，它的史料价值、真实性更能打动普通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在国家三线建设战略部署中，数百万东部沿海城市职工携家带口，迁往西部山区和内陆腹地，仅上海一城就有304个项目、411家工厂、9.2万名职工迁往大三线地区，随迁家属难以计数。由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的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厂，只是其中一家。

　　本书中人物无一虚构。经同意，全部使用真实姓名。故事由当事人向笔者口述，部分引自他们的书信和笔记。

　　引子：梦回干打垒国家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许东峰博士，经常在卫星云图上观察地球。那些海洋、山谷，河流和自然地貌，总让他感觉愉悦。蛇一样游走的公路，沿着河流堆砌的城市，就像人类随意摆放的物件。

　　东经106度45分37.13秒；北纬26度37分46.42秒，是谷歌地图显现的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厂的位置，许东峰的父亲曾在此工作。

　　鼠标移向十里之外，东经106度47分21秒；北纬26度37分30.81秒，那是许东峰18岁前生活的新光农场。小谷垅山腰上，三排平房已成断垣残壁，在卫星云图上就像绿豆那么一点，压缩着他全部的少年时光。

　　许博士能从亿万年前的海洋历史，推算数百年之后的海流，设想未来的深海鱼种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他计算过很多海洋速率及运动规律，为国家工程提供勘察报告，其中有港珠澳大桥工程。

　　与海洋和山谷相比，人类的建筑只是短暂渺小的存在。50年前父母们开垦的新光农场，20年后已成废墟。许东峰以贵州省理科状元之冠告别了小谷垅，但发小们清脆的笑声始终在他耳畔，在山谷的皱褶里荡漾。

　　电影导演王小帅在散文图书《薄薄的故乡》里，描绘了他在上海出生5个月就被母亲抱上火车，在贵阳新添寨度过的十三载冬春。那些岁月在他生命中发酵成一坛喝不尽的醇酒。

　　他以十年殚精竭虑，编导出三线建设为背景的系列电影《青红》《我11》和《闯入者》，在海内外影坛斩获许多奖项。王小帅驾驭的文字、画作与影像世界，如同贵州的地貌，有高原山谷、丘陵盆地，唯独没有平原。

　　王小帅的母亲邓美慈，是我国第一台潜艇潜望镜研制人员。为避开可能出现的战争危险，在国家大三线建设部署中，潜望镜研制部门被一锅端往贵阳山区。王小帅的父亲王家驹作为家属随迁，就此退出上海戏剧学院的讲坛。

　　《薄薄的故乡》中，王小帅用钢笔速写的地形图，与许东峰截取的卫星云图在同一个位置上。科学家的云图有地球的经纬，艺术家的速写流淌着童年的欢悦。在速写图中的露天场地上，幼年王小帅与电影第一次握手。

　　上海安亭的夏夜蝉鸣中，企业家吕克勤博士也在走笔点彩，默写那一片山水，这也是父母创业和他成长的地方。同为60年代生人，吕克勤在这里的时间比王小帅和许东峰更长久。他是贵州三线企业绽的一朵奇葩。

　　吕克勤如今是一家德国汽车电器集团的亚洲区总裁，领导着4000多员工和1000多位中外工程师，人员分布于东京、柏林、韩国、印度、东北及贵阳。他每日穿梭于不同时空，切换着交流语言。有点空闲的夜晚，他在家中书房勾线敷彩，修身养性。

　　他描绘童年时住过的干打垒，几座土楼如同天外飞来的城池，落在连绵的山丘上。小卖部门前坐着对弈的闲人，水龙头边有洗菜的阿姨妈妈，戴着草帽的农人在坡道上扬鞭策马，河滩上的小黄鸭蹒跚着回家。

　　弯弯山路尽头，隐约着新寨坡和杨梅山的砖墙宿舍楼。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都住砖墙楼，黄泥垒砌的干打垒住着党员和干部。干打垒是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图腾。

　　60后的许东峰、王小帅和吕克勤，同在贵阳乌当区新添寨的厂矿大院里长大，在同一所子弟学校念书。吕克勤和许东峰都在这里遭遇过头部损伤，幼年王小帅也曾体弱多病，然而贵阳的“老雾荡”似乎有种神秘的能量，为他们做了完美修复，让他们日后博学多智，卓越超群。

　　彼时的贵州还是夜郎古国，夷君横行的荒蛮之地。但在24万年前，这里已有古人类活动。在更加远古的从前，这里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持续的地壳运动和火山喷发，最终生成连篇累牍的山体，让这里成为全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明代文人形容贵州的地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后人在流传中又加上“人无三分银”，来贬损贵州的贫穷。民间造句持续添油加酱，出现“鸡蛋成串卖，草帽当锅盖”等诸多后缀，古老的山水被抹上一层层诡异的色彩。

　　刘伯温的传奇预言，在时光隧道中一次次闪现灵光。1413年，朱元璋之子永乐大帝朱棣，宣布贵州成为中国第十三个行省。

　　天朝遣派五万汉兵携家带口，来此地屯田戌边。汉兵和家属们开山采石，建造难攻易守的碉楼城池，江南的农耕文明和服饰饮食在山地里移栽成活，生生不息。

　　安顺等地的屯堡，穿越600年风雨，变作朝代的活化石，成为今天的旅游名胜。抗日战争时期，这片险峻的山水成了陪都的屏障，侵华日军深入此地，有意进攻重庆时，蒋介石调遣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29路军由川入黔，与敌交战，使得日寇止步于独山深河桥边，留下“北有卢沟桥，南有深河桥”的抗战史线年后，面对当时两个超级大国发出的战争威胁，共和国制定了建设西南大三线的战略决策。一场规模空前、涉及13个省、市、区的工业大迁徙，秘密而神速地展开。数百万告别东部城市，举家西行，在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开山平地，安营扎寨，构筑起一座座新时代的屯堡。

　　斗转星移，岁月更迭，预期中的战争最终没有打起来，很多人已将此生与子孙献給了国家。这个时期建造的很多新屯堡却在20年内就成了废墟，沉落在历史的洼地里。只有少数仍在呼吸，长成了一个年代的活化石。

　　许东峰、王小帅和吕克勤的父辈们垒砌的这座屯堡——贵阳新天光学仪器制造厂，便是这样一颗年代的活化石。这座屯堡的领军人物葛民治，这样描述创业时期的场景与感情：

　　“内迁”——这个不寻常的字眼，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至今还有着震撼心魄的含义。它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内迁大军告别父母，携妻带子，全家革命，从繁华的工业发达的地区浩浩荡荡奔赴深山荒原；它意味着满腔热血的拓荒者在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内地，在我们的下一代无法想象的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起一个个现代化的工厂，并且“献来青春献终身，献了终生献子孙”，为祖国内地经济的巨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场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大迁徙中，我作为原上海光学仪器厂（简称上光厂）党委书记和内迁后的新天光学仪器厂（简称新光厂）党委书记以及1979年组建的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简称新天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过程，组织指挥了上光厂的内迁及新光厂和新天公司的创建，建成了我国首家潜艇潜望镜研制生产基地和我国最大的光学计量仪器生产基地，成为我国机电行业大型重点骨干企业。

　　从内迁到1983年我六十六岁离休，经过了整整十九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十九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建设者来说

　　确实艰辛而富有成果的历程。现在回忆这十九年的征程，我的心情依然激动不已。

　　下这些文字时，葛民治已是耄耋之年，字里行间仍能听见他的心跳。如今，葛民治已长眠于上海青浦福寿园新四军墓区，碑石上镶嵌着他和妻子夏维的戎装合影——年轻的他们目光坚定，正迎接新中国的曙光。2017年，葛家儿女在深圳为母亲庆祝九旬华诞。夏维老太太还时常在梦中与丈夫相逢，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朝鲜战场。梦境中出现最多的，还是贵阳新添寨上的干打垒，对于他们来说，那也是一场难忘的战斗。东方既白，天地万物如初生一般。

　　晨雾尚未散尽，空气是透人心脾的新鲜。贵阳乌当区新添寨的新光宿舍楼里，78岁的赵玉龙和老伴走出了家门，赵家弟妹们也先后出门，去湿地公园与兄嫂会合。

　　朱建华和丈夫沿着石阶忽上忽下，穿过百步桥，也来到湿地公园长廊。几十名新光太极队员互道早安，随音乐翩翩起舞，融入云水山色之中。

　　每当天气晴朗的下午，90岁的李庆忠都跑去杨梅山休闲小广场，那里是新光老同事聊天的聚集地。

　　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时，李庆忠两次获得了国家荣誉勋章，可惜去世的老伴张文国没能等到属于他的那一枚。

　　儿女们都在新光厂工作，小闺女张玲玲每天来照顾母亲的衣食住行。玲玲的儿子是一名公安干警，老太太看见外孙就会想，如果老张知道外孙在为国家服务，不知多高兴嘞

　　葛民治笔下那些可歌可泣的岁月，最终成了卫星云图上的几块屋顶。轰轰烈烈的大三线战略部署在岁月中悄然过去了，就像河流飘走的落叶。

　　把历史的屏幕拉得很开、放得再大，恐怕也看不到建设者们的表情。惊心动魄又悄无声息的三线战役，令无数建设者把自己和家人投身于西部的原始山谷。被热血浇灌过的土地，生长出无数梦境，飞向浩瀚无垠的星空，千山万水无以阻挡。三线建设者们都是历史的无名之辈，但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名字。

　　本人撰写的《归去来兮—— 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书中记录了一批上海迁往贵阳三线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书中人物全部使用真实姓名，故事由当事人向笔者口述，部分引自他们的书信和笔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在国家三线建设战略部署中，数百万东部沿海城市职工携家带口，迁往西部山区和内陆腹地。仅上海一城，几年之内就有304个项目、411家工厂、2.6万台设备、9.2万名职工迁往大三线地区。《归去来兮》所记录的由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的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只是其中一家。说起来，选择这家三线建设企业做深入采写，有一个漫长和偶然的缘起。

　　我在新民晚报当记者期间，素昧平生的新光子弟学校的陆际衡老师曾陪同老同事，来找我反映户口回迁的遭遇。说到多次奔走求告无果时，退休教师声泪俱下，像一个无辜的孩子。接待读者是记者生涯中常有的事情，但这一天却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2005年，我第一次接触大三线建设者，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

　　第二年春天，我跟随“娘家行”老职工来到贵阳新天厂，一处四周见山的地方。很多人携家带口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不少人就此扎根。“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新民晚报以连载形式刊出了我的报道。

　　随后，本书人物之一——潜望镜总师马燮华的儿子马晓理，給我打电话，想联系他父亲在贵阳工作时的老同事。另一位书中人物张淑珍是随迁家属，原单位同事根据晚报上的线索找到了她。

　　十年后，几位受访者拿出保存完好的新民晚报，虽然报道中没有提到他们，熟悉的工友和工厂的名字，也让他们感到温暖。此后我又听到不少曲折的人生故事，渐渐萌生了为他们写一本书的想法。

　　2015年我开始专题采访时，很多大三线企业已经成了工业遗址。第一代建设者都已退休，他们中有新中国培养的大中专生、痴迷于科技的技术人员、身怀绝技的工匠，大部分人月退休金在2000元左右，远低于上海同期水平，当年的时代精英，成了需要帮困救助的弱者，然而在讲述热血青春时，他们依然神采飞扬。从资料准备到整理成稿，那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桓。

　　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去书写新光厂的历史。《归去来兮：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写了上百位新天人的亲身经历，而这家中等规模的三线多名职工和上万名家属，我只采访了其中一小部分，书中呈现的也仅为部分受访者的人生片段。

　　生活和历史远比我想到、听到、并能够呈现的更为复杂多样。但我以为，书中人物的经历也会发生在其他新天人、乃至所有三线建设者身上，他们都对国家有过无私的奉献，在改革开放转型路上，步履同样的蹒跚与艰难。

　　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三线建设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秘而不宣的历史，我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祈望他们得到温良的对待。

　　随着三线建设文档的解密，研究逐渐深入，参与者的增加，题材和样式也渐渐丰富起来。对我个人而言，取一个点记录普通人的生命故事，来为50年的历史存档，是一次具有挑战的写作。

　　从2015年开银河国际galaxy网站始到2019年初，我做了99次、涉及275位新天人的采访。采写与审核修正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事前的预估。

　　在采写过程中，我父亲罹患重病，最后三个月我每日去病房照料，他总是催促我回家、回家，他知道我在写这本书。在我唯一陪伴通宵的那个凌晨，他闭上眼睛不再睁开，嘴角浮现一丝笑意，留下深厚的仁慈与护佑。

　　这期间与我父亲同龄的多位受访者也先后离世，还有人丧失了记忆。随着一代人的年迈体弱和离去，那些故事也将随风而逝。光阴似箭，生命无常。所以当我也得了一场大病后，等不及复元，又开始了码字。

　　回望来路，深深感谢所有的受访者、资料提供者、出版人和编辑，感谢他们给予的信任和帮助。谨以此书献给为共和国作出无私奉献的三线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