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在德国首都柏林落幕的柏林电影节上，中国演员王景春、咏梅凭借王小帅执导影片《地久天长》斩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项，是国产影片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中又一次的高光时刻。

　　从现有资料可以了解到，《地久天长》延续了王小帅以往的现实主义风格，讲述一对失独夫妻在计划生育、严打、知青下乡等时代背景下三十年来的生活境遇，呈现他们平静消化苦难的不动声色的力量。

　　作为第六代导演之一，王小帅始终用电影呈现时代洪流中普通个体的生命状态与困境，他执导拍摄的《青红》《我11》《闯入者》三部影片，将“三线建设”这一被历史遮蔽的社会运动推入公众视野，使普通观众了解到这一在共和国意志下迁徙流离的群体，以及他们在经济转轨时期被抛弃的无奈与磨难。他关注的始终是人，是人在时代压力下努力寻求内在价值与秩序的坚忍能量。

　　今天分享的，是王小帅关于他拍摄的“三线”系列第一部——《青红》的创作随笔。作为这一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参与者的后代，王小帅从自身生命经验中积累素材，最终创造出这部关于19岁少女被时代、父权和爱情撕裂的残酷青春故事。

　　拍电影是王小帅寻根的方式，大半生都在辗转飘零的他说“保存记忆其实就是在保存精神上的故乡”，这或许就是创作于创作者的意义。

　　《青红》最早叫做“我19”，因为拍摄的过程极不顺利，就迷信地怪罪到片名头上，改为“青红”。

　　青红出生于贵州，但其实她的家人是60年代才迁往这里，支援三线建设的上海人。父母很是希望回到故土，然而青红已把这里看成家乡。她19岁，遇上当地农民出身的小伙子小根。青红和小根之间纯洁的初恋却被父母阻止。父亲的高压管束，令青红心中绝望不已。

　　青红的初恋就这样充满了苦涩，她对家庭充满反抗和叛逆，绝食来对抗父亲的强硬态度。但都无法改变父亲的铁石心肠，不但如此，父亲已经决定不顾一切要回去上海，全家搬迁的日子近在咫尺。青红和小根的分离也成了必然。

　　他们来到后山，小根面对满怀心事而显得冷淡的青红，爱恨交织，把她占有。小根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而这段初恋，这个年代，也毁了青红的一生。

　　《青红》的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已经结束了很多年，工厂已经从国有制改为公司股份制，一个私人企业家收购了我们原来的新添光学仪器厂，改叫公司。当时听见“公司”这个称谓，还是非常讶异，似乎有一点点危险的味道，厂长也不叫厂长了，叫总经理，并且由原来生产军用潜望镜，改成生产民用天文望远镜和普通望远镜。

　　改制的新鲜劲和观望期过去以后，有些人开始感到不安，因为原来的铁饭碗突然被打破了。当初在国家的号召下积极投身“三线建设”的人们突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自己拖家带口来到三线，原来还有一个国家背景做依靠，期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现在突然感到无依无靠了。

　　而市场经济是什么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只是对未来充满了忧虑。有些人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其中最普遍的想法就是回乡，既然国家不要我了，那可以，那我至少要回家，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三线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发生背景是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

　　由于三线地区社会经济落后，导致建设起来的企业单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经营发展都极为困难，但是三线建设也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

　　自从开始自己拍电影以后，我心里就一直怀着一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要触碰到“三线”这个题材。第一次付诸实施是在1997年，那时距离我离开贵阳已经21年了。

　　我写了一个剧本，叫《美好的愿望》，写的是前后两代人的三线情结。故事比《青红》多了一个后半段，后半段“青红”自己的女儿长大了，遭遇了青红后来的男人。但在第一次筹备的时候，我决定去掉后半段的故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当年的三线上。

　　《青红》的故事主要有两条线索：青红爱情的结局和青红家的“逃亡”。这是用我听来的两个重要事件“组装”而成的。

　　爱情的线索是在第一次小学同学聚会上听来的，大约是在1996年。那时候已经有不少三线人陆续回到了上海，但虽然说回上海，有不少人户口和档案关系还留在贵阳。还有一些回到了离上海不远的湖州，个别去到了深圳、北京等地。这是三线人回迁的几个主要方向。

　　聚会上几乎所有的话题都沉浸在回忆里。那次聚会上的许多细节我已经全然忘记了，但是听来的那件事情一直留在心里。大概是八三年“严打”期间，某个已经上技校的同学同时和两个男同学谈恋爱。当时谈恋爱都只是停留在散散步、拉拉手的阶段。但渐渐地，她开始倾向于后来的男同学，第一个感觉情况不妙，就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

　　惊恐万分的她把事情告诉了家长，于是那个男同学以罪名被定罪，判刑十五年。据说这还是因为厂里出面保护，要不然按照当时的情形，死刑是必然的。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很是普遍，别说，就算集体开个黑灯舞会，也会被定为流氓罪。之所以对我有震动，可能是我没想到这样的事居然发生在我们那个天堂般的小小工厂里，以及这些纯洁的同学身上的原因吧。

　　另外一条“逃亡”的线索，是听父母讲的。参与“逃亡”的五户人家有两户和我们家很熟，一家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家，另一家是我们当时的邻居，男家姓卞。他们家有两个女儿，老大是我同班同学，小的时候妹妹一直跟着她玩。

　　她们的父亲和我父亲关系极好，一起参与了父亲在厂里排的话剧《一代英豪》的编剧工作，并且是这部戏的发起人之一。她们的母亲在厂医务室工作，我印象中她很白、很干净，每次打针都感觉什么都没有发生就结束了。但有一次很痛，她轻声说：“嗯，光用青霉素是会痛的。”

　　他们的父亲很活跃，什么都会，那时候说是“能工巧匠”。除了工厂里的技术活，还打得一手好家具，做完家具以后还亲自油上最亮的油漆。他还爱好写作、文艺，还是厂里少有能和市里文化局跑上关系的人。但是按照他的话说，自己一身“武艺”到了贵阳却一点都得不到发挥，还因为自己的活跃常常被领导穿小鞋。

　　大约在八十年代初，已经有人独自地闯荡深圳，反馈回来的消息是惊人的，说那边的月工资最高已经能够到几千元，而厂里工人的工资也就百十来元。这巨大的落差深深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到了八四年，国家的某个报纸上登出了一篇关于“鼓励科技人才自由流动”的文章，她们的父亲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信息。

　　新添光学仪器厂属于军事工业中的高精尖企业，当时内迁去的都是厂里的科技人员和技术能手。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民营企业中这样的人才是非常稀缺的，她们一家人就和另外同样有此勇气的四家人开始了长时间的密谋，也私自到上海周边的许多地方企业谋取聘任。

　　幸运的是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都欢迎他们，但横在他们面前的最大的障碍是户口和档案的问题，并且需要对方解决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户口、档案，而是全家人的。

　　就算对方有意去解决，当厂里不放人还是没有办法的。终于有一家企业答应在三年后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而且那家企业地处未开发的浦东，只能解决浦东的乡镇户口。他们为此犹豫了很长时间。直到到了1985年，已经无法再忍受的他们决定放弃对户口和档案的忧虑，举家偷偷地“逃亡”了，时年我的同学已经19岁，那年我正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当时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所以人走了，多年积攒的生活用品却一件都不能落下。他们拉上窗帘，用了整整三天三夜各自偷偷地对家什进行捆绑、包装，包得非常仔细认真，用他们的话说当所有物品运到浦东，然后一一开封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件都未有损坏，哪怕是一面镜子、一个玻璃杯。

　　在此期间，我的同学和她的妹妹也必须严守秘密。她们白天照常去技校上课，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装成和平时一样正常。她的妹妹说直到最后一个晚上，知道明天就要走了，而家里也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睡觉，她到一个跟自己最要好的同学家里去过夜。那一晚，她流泪了，同学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明天你就会知道了。

　　第二天凌晨，当所有人还在梦乡中的时候，他们在市里请人安排的军用卡车和吉普车来了，把这几家人家悄悄地送出了他们生活了19年的工厂。虽然当时企业已经改制，但他们的人事关系还是属于机械工业部，以前生产的又是军事产品，这样举动如果放在76年以前，那他们几家人的命运不堪设想。父亲说到他们的举动，用了“壮举”两个字，而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壮举，更是一份人性的觉醒。

　　我的同学说，她父亲一生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作品”，就是带着她们全家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车。那一年她父亲49岁。在火车上，她们一家四口相对而坐，全程无话，只有眼泪在不停地流。但我的同学说，她的心情却是无比激动和快乐的，因为她们终于离开了那个本来就不属于她们的地方，踏上了回乡的路。

　　结果并不像她们想象的一般美丽，面对着还是一片农田的浦东，她们疑惑了。这哪里是上海，这不还是乡下嘛？

　　最终，这五户人家在一排农田边上的平房安置了下来。她们要走很远才能到江边，远远地眺望浦西——线年，整整十年，银河集团网址登录她们一直未能解决户口问题，一直等到浦东划归了上海，她们才拥有了上海户口，那一年我的同学30岁，也是那一年，她才开始真正进入上海去寻找一份工作。

　　《青红》的拍摄，无法真正还原他们的经历，只能是萃取他们这一举动的精华，那就是他们的故乡梦——“上海梦”。

　　我注意到，在《青红》拍完之前，国内大部分人不知道还有“三线”这件事，在以往的各类媒体上，以及文学、影像等艺术形式中，这一概念都不曾被提到过。

　　我们已知的新中国历史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开发北大荒”，“新疆建设兵团”，“”，“大炼钢铁”，“三年大饥荒”，“”里的武斗、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唯独没有关于三线建设的只言片语。我想可能是这一决定带有很强的军事意图而被有意地遮蔽了起来，还有可能是同期爆发的，掩盖了本就是秘密执行的这一重大行动。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直接或间接参与三线建设的那一代已经老去或者死去，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依然还带着这一烙印生活着。对于很多人来说，原来的故乡早已经成为遥远而陌生概念，而半个世纪前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的异乡，却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三线人新的故乡。